? 一九四九年九月，吳羹梅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證。

　　今年是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5周年，中央統戰部宣傳辦公室聯合中國新聞社制作了8集系列專題片《大道薪傳——中國的民主黨派》，邀請各民主黨派新一屆中央領導同志集體出鏡，以“第一視角”講述實踐與傳承的故事。看完專題片，感慨良多，回顧民建同中共肝膽相照、風雨同舟的光輝歷程，結合我曾祖父、民建創始人之一吳羹梅的親身經歷和我本人的感受，書寫此文。

　　與共產黨相知

　　抗戰期間，民族工商界艱難地維持著，期待抗戰勝利的盡快到來。1945年8月17日，在工商界召開的星五聚餐會上，我的曾祖父吳羹梅發言呼吁工商界要“不容一刻遲延”地行動起來，聯合發表共同宣言，爭取權利。他在發言中道出了民族工商界所面臨的危機，也表達了民族工商界共同的憂慮。他說：“我們固然相信當局在今天不至于因為抗戰勝利了，后方民營工業成為累贅，就把我們丟棄了。但客觀現實使得我們不得不提高警惕。今天我們要參加政府一切復員計劃，希望當局不要盡派些大官要員。民營工業在抗戰最艱苦的時候尚且對得起政府，今天抗戰勝利了，更不會對不起政府。”

　　在另一次星五聚餐會上，吳羹梅發言激烈地抨擊國民黨政府在勝利后的所為。他說，中國雖然有總動員法頒布，其實從未動員，甚至反而抵消了一部分力量。現在勝利來臨，從淪陷區獲得一批資產，應該好好地干，不要接收了臺灣、東北反而不能維持，總要能超過以前，更進一步，流血才沒有空耗。八年來不合理的法令與稅制都應取消，與民更始，來個戰后動員。胡厥文也發言批判政府接收、復員工作的不力。這些充分表現出民族工商界對國民黨政權的失望和憤懣。施復亮更為明確地說：不論討論幾個綱目，最后必然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工業界自己首先要團結起來，共同爭取政治民主化、經濟民主化，舍此之外，別無途徑可循。

　　抗戰勝利以后，國民黨政府不顧民營經濟的死活，一方面允許美貨大量傾銷，一方面又取消訂貨合同、停止原料供應，同時借“接收”敵偽財產之機侵吞民族工商業者的資產，使民族工商業身陷困境。在此情況下，遷川工廠聯合會理事長胡厥文及胡西園、吳羹梅、李燭塵、劉鴻生等會同遷桂、遷湘各廠負責人召開內遷工廠聯合會會員大會，全國工業協會總會召集了工業界核心人士座談會，商討應付困難的辦法，并推舉劉鴻生、李燭塵、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等作為工商界代表，多次與國民黨政府交涉，但國民黨政府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交涉沒有取得結果。之后，胡西園、胡厥文、吳羹梅3人要求面見蔣介石，蔣介石迫于進步力量的抨擊和各界輿論的巨大壓力，被迫接見了代表，但仍然沒有答應代表的要求，使民族工商業者感到極度失望。

　　面對國民黨的消極態度和官僚資本掠奪蠶食的嚴酷現實，民族工商界的代表人物開始總結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感到靠實業救國的理想并不能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也不能為民族工商業拓展足夠的生存和發展空間。因此，需要建立一個既能在民主團結、和平建國中發揮作用，又能維護切身利益的政治組織。正在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派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到重慶與國民黨進行談判，這件事在重慶的工商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那時工商界對中國共產黨缺乏足夠的了解，對共產黨所知不多，在許多問題上心存疑慮。毛澤東不計個人安危，只身來到重慶，使人們看到了共產黨希望和平的誠意。此后不斷接觸，工商界的同仁們特別是民族工商界，逐步加深了對共產黨的了解，對共產黨抱有好感的人越來越多起來。在這之中，毛澤東對工商界人士的三次接見和周恩來一次在星五聚餐會上有關經濟的講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8月28日下午，黃炎培到機場歡迎毛澤東來重慶后，異常興奮地到胡厥文家中，介紹機場歡迎的場景和毛澤東的書面談話。9月17日，毛澤東在曾家巖招待重慶部分工業界人士，包括劉鴻生、潘昌猷、胡西園、章乃器、范旭東和吳羹梅。幾天之后，為了繼續加深工商界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也是出于禮節上的考慮，吳羹梅聯絡了5位工商界名人——胡厥文、李燭塵、吳蘊初、胡西園、章乃器，共同具名，在當時重慶的民主老人鮮特生先生的住宅宴請毛澤東。毛澤東偕董必武、王若飛到達。席間，氣氛輕松活躍，很少拘束。進一步溝通了彼此的思想和感情。

　　不久，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等中共領導，又在中共代表團辦事處邀請重慶工商界團體的負責人舉行座談會。會上，毛澤東分析了國內外的大好形勢，提出了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闡明了共產黨對民族工商業者的政策、中國民族工商業者的發展道路，以及民族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和共產黨應抱有的正確態度，等等。

　　這次座談會，實際上是毛澤東在基本上了解了目前工商界的情況之后，針對所存在的問題，就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特別是當時工商界所關心的問題進行的系統闡述，使之對共產黨的政策和主張有一個概括的了解。毛澤東與工商界人士的3次交談，在當時的工商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消除了一些人對共產黨的某些誤解和疑慮，使工商界與共產黨的距離大大地縮短了。隨著形勢的發展，建立新政黨的籌備工作也進一步加快了。

　　9月11日晚，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章乃器、胡西園、吳羹梅等再次開會，討論政黨的籌組工作，由章乃器負責起草綱領。9月29日，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胡西園、吳羹梅、章乃器、孫起孟、章元善聚會，商定組織名稱為“民主建國會”。10月3日，黃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楊衛玉、孫起孟、吳羹梅、章元善、李燭塵討論通過了《民主建國會政治主張》。10月6日，黃炎培、胡西園、章元善、楊衛玉、孫起孟再次就政治主張和組織原則進行了討論。

　　在緊張籌備的關鍵時刻，10月19日，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邀請，在星五聚餐會上發表了演講，題為《當前經濟大勢》，肯定了工商界關心政治是個進步，這是星五聚餐會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集會。那時，工商界對共產黨關于戰后的經濟建設和對私營工商業政策也有些誤解，毛澤東對此也做了一些解釋。但比較詳盡系統闡述了共產黨的經濟方針和政策，消除工商界大多數人心中疑慮的，還是周恩來這次在星五聚餐會上的講話。

　　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地、全面地闡述自己的經濟綱領和方針、政策，在當時的工商界中產生了強烈的反響。經過8年的抗戰，工商界人士越來越認清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無能，對它極度的不滿和失望，希望能對另一派政治力量共產黨有所了解。周恩來的這次講話，使他們明白了共產黨的政策，了解到共產黨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是鼓勵支持工商界的事業的。

　　此后，工商界人士和后來成立的民主建國會與共產黨的關系越發地接近起來。民族工商界為實現和平、民主的政治斗爭也越來越頻繁和普遍地開展起來。周恩來的演講對籌組民主建國會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1945年12月16日在重慶白象街西南實業大廈召開了民主建國會成立大會。當天，有93人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公推黃炎培、胡厥文、黃墨涵組成主席團。胡厥文致開會辭。大會通過了《民主建國會成立宣言》《民主建國會章程》《民主建國會政綱》《民主建國會組織原則》等重要文件，選舉了民主建國會領導機關。從此，宣告了民主建國會的誕生，一個新的政黨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

　　響應“五一口號”參加新政協

　　1948年5月1日，中共發表了“五一號召”，提出在解放區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民建于5月23日在上海吳羹梅家以星五聚餐會的名義秘密舉行了常務理、監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黃炎培、胡厥文、施復亮、張伯、楊衛玉、盛丕華、俞寰澄、王紀華、陳巳生、盛康年、鄭太樸等。經過討論，一致通過了“贊成中共‘五一號召’，籌開新政協，成立聯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孫起孟為駐港代表，同中共駐港負責人及其他民主黨派駐港負責人保持聯系”的決議。

　　會后，吳羹梅從自己的鉛筆廠拿回油印機和鋼板，連夜印刷了幾百份“五一宣言”的傳單，第二天由他的兒子吳乃昌將這些傳單發放到各民建會員手中。自此，民建放棄了最初成立時“不右傾、不左袒”的中間路線，在國共兩黨的激烈斗爭中，最終選擇了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中共團結合作的立場。

　　吳羹梅一家五口于1949年元旦秘密離開上海，經株洲、廣州轉達香港。到港不久，吳羹梅就與潘漢年同志取得了聯系，并見到了許滌新、連貫等人。1949年2月底，吳羹梅乘拉丁美洲一艘500噸的小輪船由港啟程，2月25日，抵達煙臺，然后乘敞篷卡車，經青州、天津于3月8日抵達北平。1949年4月，民建的理監事有10余人到達北平。4月12日，舉行了到平的常務理事會。在4月22日舉行的在平第三次常務理事會上，決定推黃炎培、盛丕華、章乃器、孫起孟和吳羹梅5人組成小組，代行總會常務理事會的職權。6月12日，經民建常務理事會擴大會議決定，設立了總會北平工作委員會辦事處，由孫起孟任總干事。8月21日，成立北平分會，南漢宸被任命為分會理事長。

　　1949年4月，吳羹梅作為團長，帶領59位各界民主人士參加的“民主東北參觀團”前往東北進行了40多天的考察，這是全國解放前夕首批到老解放區參觀的團體，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的經濟發展情況有了深度全面的了解，進一步堅定了跟著共產黨走的決心，并打算在哈爾濱建立一個公私合營的鉛筆廠。1949年8月，吳羹梅以公私合營方式，聯合創辦了哈爾濱中國標準鉛筆公司。該廠是中國最早的公私合營企業，引起世人矚目。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吳羹梅應周恩來同志的要求回到上海協助上海解放穩定當地工商業生產的工作。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正式成立，有7位產業界的民主人士陳叔通、盛丕華、李燭塵、包達三、張伯、俞寰澄（未到前，由酆云鶴代表）和吳羹梅參加了籌備會的工作。吳羹梅回憶說：“當我這個來自國統區的一個中小工商業者首次步入莊嚴的大廳參與國家大事時，是何等的激動呀！我們這些在國民黨統治下為爭取民主權利而碰得頭破血流的人們，如今堂堂正正地被共產黨人請來參與國家大事。我們真正地感到了共產黨的民主，感到了共產黨人的可親可敬。”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于1949年9月21日隆重開幕，吳羹梅作為工商界15名代表之一（代表陳叔通、盛丕華、李范一、李燭塵、簡玉階、包達三、姬伯雄、周蒼柏、俞寰澄、張絅伯、吳羹梅、鞏天民、榮德生、王新元、劉一峰。候補代表酆云鶴、馮少山）參加了這次大會。

　　繼續攜手前進

　　改革開放后，吳羹梅作為全國政協常委和兩會工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參政議政、落實政策、開展咨詢服務等項工作中，一直建言獻策，特別是在中國制筆協會的成立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81年1月27日，在民建中央、全國工商聯召開的“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經驗交流會”上，吳羹梅與人聯名提出了《關于搞好我國制筆工業經濟調整工作的幾點意見和建議》的提案，提出了節約鉛筆木材加快活動鉛筆的試制工作，成立制筆工業協會等10個問題。1981年2月，吳羹梅和湯蒂因、徐正元在民建和工商聯以及政協會議上提出成立中國制筆協會的提案，送交輕工業部。

　　1982年10月，輕工業部決定籌建中國制筆協會。在輕工業部賀志華副部長的主持下，經過緊張的籌備，制筆協會于1983年3月24—30日召開成立大會。在大會上，吳羹梅和新中國成立前在上海擔任關勒銘自來水筆廠副經理的劉曉同志一起被聘為協會的名譽會長。在大會的開幕和閉幕時，吳羹梅作了發言，表示希望與制筆界同仁一起，為制筆業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盡力。民建中央常務委員會和全國工商聯當時也對中國制筆協會的成立發去了賀詞。

　　今年正好是中國制筆協會成立40周年，協會也已于今年6月2日在浙江義烏召開40周年紀念大會。

　　縱觀中國民族工商業和中國民主黨派的發展史，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得到長久和持續的發展，而中國的民族工商業者和民主黨派也在參政議政，經濟發展建設等方面為國家貢獻著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民建北京市朝陽區星五支部會員）

　　本文刊發于《人民政協報》（2023年06月15日? 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