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孚凌：（1921-2018），原名孫福齡，浙江紹興人。1949年參加民建，曾任民建北京市委會副主委。曾任滇緬公路局昆明西站職員，重慶天府煤礦營運處辦事員，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冀熱平津分署專員，南京淮南煤礦礦路公司下關營運處課員。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長、市服務事業管理局局長、對外貿易局副局長，全國工商聯常務副主席、名譽副主席，北京市工商聯主委，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北京市政協副主席。

　　孫孚凌出身民族工商業家庭，早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經濟系。抗戰時期，盡管未直接奔赴戰場，但他利用家族影響力與自身學識，積極參與后方抗日救亡活動。他組織物資捐贈、動員群眾支持抗戰，為凝聚社會力量、支援前線將士貢獻力量，展現出深厚的家國情懷與愛國擔當，其事跡和精神一直激勵著后人。

家國危難，實業擔綱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打破了華夏大地的寧靜，日寇全面侵華的鐵蹄踏碎了億萬國人的安寧。彼時，年僅20歲的孫孚凌正接手家族企業——天祥機械廠。這家工廠雖不算規模龐大，卻是江南機械制造行業的一股重要力量。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難當頭，孫孚凌深知，單靠熱血并不能驅逐侵略者，民族工業的生存與發展，是抗戰持久勝利的關鍵。他反復思索著如何將工廠轉型為抗戰助力。

　　“實業不興，國家何以強盛？”這是他父親孫仲勻常掛在嘴邊的話。孫孚凌毅然決定將天祥機械廠悄然轉為軍工輔助企業，專注于軍需物資生產和戰場設備維修。他秘密召集骨干技師，囑咐他們：“現在，我們的機器不再是生產生活用品的工具，而是保家衛國的武器！”

　　天祥機械廠很快開始生產軍用器械零件、彈藥箱和簡易武器部件。孫孚凌四處聯系，采購耐用鋼材，甚至冒險通過地下渠道獲取軍事圖紙。他深知，這不是單靠熱情就能完成的任務，每一道工序都關系到前線將士的生死。

智退敵寇，護廠有方

　　1938年，上海淪陷，日軍沿江南一路南下，蘇州、無錫相繼失守。日軍對民族工業虎視眈眈，企圖將工廠據為己有，為侵略戰爭服務。天祥機械廠也被列入了日軍的接管名單。

　　孫孚凌早已得知日軍意圖，他果斷采取應對措施：首先，他組織工人連夜拆卸最核心的生產設備，將精密機械和關鍵模具埋藏在廠區后山，掩蓋痕跡。同時，安排部分設備偽裝成廢舊物資，用木板、油布覆蓋后，通過蘇州地下黨渠道，偷偷轉運到重慶。

　　此外，孫孚凌故意將廠房表面做得破敗不堪，堆滿破損機器和銹蝕的零件。面對前來接管的日軍軍官，他用生硬的日語謊稱工廠因戰亂早已停工，機器損毀、工人逃散。

　　然而，狡猾的日軍并未輕信，提出要徹底搜查工廠。危急關頭，孫孚凌暗示工人點燃倉庫廢料，濃煙滾滾中，他冷靜地對日軍說：“這里早已是一堆廢鐵，燒就燒了吧！”

　　烈火和煙塵掩護了機器設備的轉移，也迷惑了敵軍。日軍最終無功而返。孫孚凌望著騰空的濃煙，暗下決心：“只要還有一口氣，就不能讓民族工業淪為敵人的工具！”

西遷復產，實業助戰

　　1939年，形勢更加嚴峻，孫孚凌決意將工廠整體遷往西南大后方。他通過多方關系，獲得了重慶的落腳點。在千里輾轉中，設備拆裝、運輸、重建，困難重重。

　　沿途日機頻繁轟炸，運輸途中多次陷入險境。孫孚凌親自押運最核心的機器，幾次在炮火中險些喪命。到達重慶后，他不顧疲憊，連夜組織工人搭建簡易廠房，搶修設備。

　　重慶地勢復雜，資源緊張，但他帶領工人利用簡陋設備恢復生產，迅速為前線提供軍用器械、彈藥箱、通訊設備零件等軍需品。更重要的是，他與軍工廠合作，研究簡易迫擊炮的零件加工，秘密支援前線部隊。

商界聯手，實業援戰

　　1940年，孫孚凌意識到單靠個人和一家工廠的力量，遠不足以支撐抗戰。他積極聯絡重慶各地實業家，倡議成立重慶工商聯合會抗戰委員會。

　　他提出實業亦是戰斗，號召實業家共同承擔抗戰物資生產任務。他發起的十城工業支援抗戰計劃，將西南地區的鋼鐵、機械、運輸企業緊密聯系起來，為前線源源不斷地輸送物資。

　　在他牽頭下，重慶多家工廠協調生產，確保物資供應不斷線。面對日機轟炸，孫孚凌多次冒險檢查生產線，保障工廠生產的連續性。他的號召力和組織力，成為西南工業抗戰的中堅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重慶街頭鞭炮齊鳴，舉國歡騰。孫孚凌站在廠房門前，望著冒著白煙的機器，感慨萬千。“這8年，我們靠雙手和機器撐起了民族工業的一片天。”他知道，勝利的背后，是無數工人的辛勤，是實業家的堅持，是民族工業的堅守。

　　我們緬懷孫孚凌，不僅僅是為了銘記那段戰火紛飛的歷史，更是從其精神遺產中汲取奮進力量，讓民建先賢的光榮傳統在新時代煥發璀璨光彩！

　　（作者系民建豐臺區工委直屬二支部會員，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公共采購分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