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村：(1906-1992)，浙江余杭人。1949年參加民建，曾任民建全國會務推進委員會委員、常委，民建總會常委，第一屆民建中央常委，第二屆常委兼秘書長，第三屆副主委，第四屆副主席、執行局主任，第四、五屆咨議委員會主任。1949年出席新政協。新中國成立后，曾任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財經計劃局副局長，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中國銀行常務董事，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院長，第三屆全國工商聯執委，第四、五屆常委，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三至六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孫曉村是我國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政治活動家和農村經濟學家。抗戰時期，他發起組織領導南京各界救國會，喚起民眾奮起抗日救國，被稱為愛國勇士救國會“九君子”！

籌創南京救國會

　　1933年7月，孫曉村來到南京國民黨中央所在地，這里特務嚴密監視，嚴禁抗日、嚴禁任何組織活動。由于中共南京地下黨組織缺少外圍群眾組織的掩護配合，屢遭破壞損失慘重，開展工作異常艱難。孫曉村找到中共地下黨員王昆侖、錢俊瑞、曹孟君等，秘密聯絡起一批愛國學生與知識分子，先發起組織南京讀書會，研究探索救國之路，展開抗日救亡宣傳活動，后開始向文化教育、婦女界發展，建立聯系并打下群眾基礎。

　　孫曉村與王昆侖設法與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同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等組織的抗日團體、社聯、互濟會、農村經濟研究會等密切聯系、互通信息，醞釀籌組救國會的工作，推動寧滬兩地抗日救亡活動開展。

　　1934年8月，南京讀書會在無錫太湖萬方樓秘密召開會議，中共上海文委錢俊瑞傳達貫徹中共《八一宣言》，確立了在國統區進行抗日救亡活動的方針路線。會議決定以南京讀書會為基礎，籌組南京各界救國會。南京讀書會從此正式接受了共產黨的領導。由于孫曉村與王昆侖常去上海聯絡抗日救國活動，早已引起國民黨特務的注意，準備暗殺他倆。因王昆侖當時是國民黨立法委員、孫科太子派的紅人而有所顧慮，才未輕易下手。

　　孫曉村與曹孟君等積極籌備，1935年11月，南京婦女界救國會、文化界救國會、學生界救國會、職工界救國會相繼成立。1936年8月，南京各界救國會在玄武湖茶館舉行成立大會，推選出總負責人孫曉村、曹孟君。

　　孫曉村首先在文教界和政界開展活動，宣傳抗日救國，與陳銘德、鄧季惺建立聯系，送去中共《八一宣言》，在報紙上刊登，擴大抗日救國的新聞輿論宣傳工作，又向文化藝術界展開工作，與白楊、葉子、馬彥祥等知名演員取得聯系、進而將他們發展為組織成員，組織歌唱抗日救亡歌曲并下鄉宣傳，演出街頭話劇等，宣傳抗日救亡。其后，孫曉村又到國民黨陸軍測量學校、兵工學校以及輜重兵學校的學生中發展會員，成立了軍校救國會小組。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全國人民抗日民主運動的高漲，使國民黨和國民黨軍隊中也發生了政治分化，孫曉村與王昆侖等積極爭取在國民黨政界、軍界高層人士，比如，爭取到馮玉祥及其夫人對救國會工作的全力支持。

　　1936年5月31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秘密舉行成立大會，有18個省市60多個救亡團體代表參加，孫曉村和曹孟君作為南京救國會代表參加會議。孫曉村因在國民黨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任職，對南京政府內部情況和政治動向比較清楚，帶去許多重要消息供全國各界救國會作重要政治決策時參考，對開展全國抗日救國運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九君子”之獄

　　1936年夏，蔣介石假意約請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來南京商談國事，蔣介石派戴笠把他們接到中央飯店，名為保護，實則監視。身處南京的孫曉村和曹孟君每天都去中央飯店會面商量對策，并將情況及時轉告上海全國各界救國會。

　　1936年11月，南京救國會在中央飯店公開舉行首都各界援助綏遠軍民前線抗日將士大會，孫曉村得到馮玉祥大力支持，動員爭取到國民黨左派很多中委、立法、監察委員聯合參加，通過了支援綏遠抗戰的電文。會后開展的抗日救亡宣傳和募捐運動一直深入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學校、工廠、商店以及醫院的病房里，突破了國民黨不準抗日的禁令，從國民黨的心臟發出了抗日吼聲，鼓舞了民眾的抗日斗志。同時，孫曉村、曹孟君身份也完全暴露。

　　蔣介石置民族大義于不顧，下令以危害民國、破壞秩序罪，于1936年11月23日，在上海非法拘捕了沈鈞儒等七位全國救國會領袖，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之獄。其后，又下令于1936年11月28日在南京逮捕了孫曉村和曹孟君。由于南京是國民黨中央首都的重中之地，作為南京救國會負責人的孫曉村，遭至更嚴厲的軍法處置。但孫曉村在獄中堅強不屈，矢志不移，堅信抗日無罪，抗戰必勝！

　　1936年12月和1937年1月，全國救國會領導人馬相伯、何香凝、宋慶齡以親筆簽名形式，向全國同胞分別發表兩次宣言，要求政府立刻無條件恢復被捕九位先生的自由。6月25日，宋慶齡、何香凝等16人發起救國入獄運動，大義凜然地要求入獄并案處理，以爭取愛國無罪、救國無罪。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在國共談判交涉中，多次向國民黨提出釋放救國會領袖及一切抗日愛國政治犯的嚴正要求，在中共和社會各界大力聲援斗爭下，國民黨政府被迫陸續釋放了沈鈞儒、孫曉村等救國會領袖。

內遷武漢??支援抗戰

　　淞滬抗戰，全民族一致抗戰局面初步形成，沈鈞儒提議：“現在為國共合作抗日，我們就應該插入國民黨的抗日機構里去工作，一切為了抗日”。隨后，孫曉村擔任農產調整委員會任專員。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日軍分兵三路進攻南京，南京城危在旦夕。11月20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及政府機構宣布撤離南京，孫曉村所在的農產調整委員會決定內遷武漢，國民黨要人允諾同行卻爭先恐后不辭而別。孫曉村與救國會的戰友們苦于沒有交通工具，陷入困境，對國民黨政府徹底不抱任何希望了，準備共赴國難。

　　在此生死時刻，馮玉祥豪爽相助，他對孫曉村說：“明天我有一列專車從浦口車站發車，你們有多少人搭車在上午過江到浦口車站，4點前上車。但過江這一段你們要自己想辦法”。沈鈞儒為解決渡船過江問題，去找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11月21日，沈鈞儒、孫曉村等一行終于在八路軍辦事處的幫助下，乘上了馮玉祥的專車，從虎口撤離南京，并于24日下午抵達漢口，開始了新形勢下的抗日斗爭。

　　大撤退時，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官員自顧逃命，對抗戰人士棄之不管，是八路軍和馮玉祥于危難之際伸出援救之手，解救他們于日本侵略軍的屠刀之下，孫曉村萬分感激并深刻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真正從民族大義出發，是抗戰勝利的希望所在，從此更堅定了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念。

　　孫曉村一行抵達武漢后，與救國會同仁迅速聯系各地，積極推進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4月，孫曉村在國民黨政府江西省地方政治講習院擔任經濟學教師，他同許德珩、王造時、雷潔瓊等抗日進步人士與蔣經國、熊式輝為首的國民黨政府反動派在教學中進行著共產黨與國民黨、抗日與投降、進步與倒退兩種勢力的較量與斗爭。其后，孫曉村與王造時在吉安共同辦起《前方日報》，宣傳抗戰、鼓舞士氣。他利用在國民黨抗戰機構第三戰區工作的關系和職務，進行民主革命活動，掩護進步人士，營救接濟革命志士和進步青年。

　　抗戰時期，孫曉村所在的行政院經濟部農本局主管抗戰供糧任務，他去江西調查解決谷賤傷農問題，被派駐江西成立辦事處，收購農村余糧，穩定糧價，既保護了農民利益，也儲備了軍糧以供應抗日前線，保證了抗日前線的軍糧民食充分供應，直到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

　　孫曉村強烈的愛國情懷，為國為民奮斗終生的精神永存！

　　（作者系民建中央辦公廳老干部處原副調研員，曾任孫曉村同志的秘書。本文作于2015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