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建成立之初，就留下了許多中共領導人與民建發起人聯系交友、開展協商的史實故事。76年來，民建積極投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建立新中國、建設新中國、探索改革路、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實踐，走過了一條不斷追求探索、不斷有所作為、不斷成長進步的發展道路。值此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與大家分享這些珍貴的史料，共同回憶往昔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歲月。

　　黃炎培：滄浪之水清兮

　　黃炎培是民建主要創始人之一和卓越領導人，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黃炎培擔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與中國共產黨代表一起提出了要求國民黨早日結束一黨專制、實施憲政的提案。1938年5月，黃炎培在武漢出席國民參政會期間，第一次和周恩來見面，暢談抗戰形勢。在那次參政會上，他還結識了董必武、吳玉章、秦邦憲（博古）、鄧穎超等共產黨參議員。從此他們經常往來，深切長談，建立了誠摯的友誼。

　　抗日戰爭勝利前夕，共產黨與國民黨究竟“誰得國人信仰”，是黃炎培和一些人想弄清楚的問題。1945年6月，黃炎培等人聯合致電毛澤東，表示愿意促成國共兩黨恢復商談，解決國內團結問題。中共歡迎他們來延安商談國事，1945年7月初，黃炎培與國民參政員褚輔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鈞等一行，從重慶飛抵延安訪問。黃炎培目睹延安的施政措施和大生產成就，廣泛會見了中共領導人，又與毛澤東促膝長談。

　　在談到中國歷代興亡的經驗教訓時，黃炎培說：“我生六十余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律的支配?！泵珴蓶|肅然相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秉S炎培說：“這話是對的，只有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來打破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毛澤東的一席話，讓黃炎培為之精神振奮，看到了中國的希望就在中國共產黨身上。

　　黃炎培與毛澤東關于“周期律”和民主的對話，至今仍膾炙人口，引人深思?；刂貞c后，黃炎培寫了《延安歸來》一書，真實地記述了中國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方針政策和大生產成就，揭穿了國民黨的種種謠言。

　　在政治協商會議結束前5天，即1946年1月26日，正當黃炎培參加和平建國綱領組的第八次會議討論時，國民黨軍警憲特竟在光天化日之下闖進黃炎培的寓所“菁園”，控制了電話，封鎖了通道，捆綁了寓所的工作人員，翻箱倒柜，大肆搜查。黃炎培寓所被搜查的事件發生后，中共代表團首先向黃表示慰問和支持。第二天《新華日報》以《軍警憲兵特務竟搜查黃炎培住宅》的大字標題，詳細報道暴行真相；同時發表《實現人民身體和居住自由》的社論，嚴正抨擊國民黨政府違背“四項諾言”的行徑。終于，國民黨政府不得不正式向黃炎培道歉。政協會議后，黃炎培往來滬寧間，協助國共兩黨繼續進行和談，維護政協五項協議，抵制國民黨一黨召集非法國民大會。

　　1949年2月，黃炎培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潛走香港，轉道北上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而就在這個時刻，他的次子黃競武于5月12日在上海被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逮捕，并于18日凌晨慘遭殺害。黃炎培對此感覺悲痛難當，但他立場堅定，顧全大局，向對他表示慰問的中共領導人陳毅等表示：“兒子競武遭難，賜電齒及，不勝哀感。競武僅一專門技術人員，只因為民主服務，慘遭殺害，亦可云求仁得仁。炎培雖老未衰，尤愿隨諸先生后，對人民革命更加努力，以補諸先生對此兒已絕之期望，敬此道謝！”

　　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黃炎培代表民主建國會出席新政協，被推為負責草擬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小組副組長。其后，黃炎培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并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后又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時擔任民主建國會主任委員、中華職業教育社理事長。

　　黃炎培在《為參加行政工作一封公開信》中說：“我自從參加人民政協，就參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務院工作。三十三年來給我官不做的我，現在怎么做起來呢？這點愿向諸位說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時，自家不應該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p>

　　胡厥文：一片丹心圖報國

　　著名實業家胡厥文是民建創始人之一，歷任民建第一、二屆中央副主任委員，第三屆中央主任委員，第四屆中央主席，第四、五屆中央名譽主席。

　　抗戰時期在重慶期間，胡厥文先后接觸到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鄧穎超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中共領導人對國內外形勢洞若觀火的分析、忠貞謀國的卓識和平易近人的作風，令胡厥文十分欽佩，也使他深感共產黨是為國家、民族謀利益的政黨。

　　周恩來還多次到沙坪壩胡厥文家中探望，和他親切交談。周恩來勉勵他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堅持抗戰到底，為國家為民族多做貢獻，并送去了延安生產的小米、紅棗和編織草席等，使胡厥文深受感動。

　　抗戰勝利后，周恩來在重慶廣泛地接觸工商界人士，宣傳中共和平建國的主張，以及中共對民族工商界的政策等。1945年10月19日，周恩來應西南實業協會的邀請，在星五聚餐會上發表了《當前經濟大勢》的演講。周恩來講了三個問題：政治環境、發展經濟和稅收、勞資。胡厥文聽了周恩來的演講之后，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有了全面的了解，特別是關于民族工商界的方針政策。胡厥文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自己的想法有許多相同或相似之處，這對民主建國會確定自己的政治主張起到了很大的幫助作用。

　　正是在周恩來和其他共產黨人的影響下，胡厥文逐步從“實業救國”的幻想中解脫出來，積極投身到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革命的洪流中。胡厥文經常說：“周恩來同志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業師?！?/p>

　　新中國成立后有一天，周恩來、胡厥文以及中共其他干部在機場迎接外賓，天氣突變，下起雨來，在場的一位同志趕忙給周總理撐起一把傘。總理說，我不要撐傘，你也不要撐傘。他還要求其他帶了傘的中共領導干部都不要撐傘。然而，周恩來卻走到胡厥文的面前，對他說，你的年紀大了，一定要撐傘。胡厥文只好從命。過后看大家都不撐傘，他也把傘收起來。周恩來發現后，又來囑咐他撐傘，如是者三。這件事情雖然細小，卻給胡厥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0年代，胡厥文在民建和工商聯工作中提出要“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走社會主義道路”。在國家過渡時期，他積極宣傳、推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方針政策，率先在自己的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介紹自己對于社會主義改造的體會、認識，幫助同業主動參加利國利己的事業。胡厥文在工商界中向來有很高威信，他的言行對于工商界積極配合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起到了良好的引導鼓動作用。

　　1973年胡厥文得了腸癌，手術后，周恩來打電話給他，專門詢問他的身體情況。以后，又找他長談兩次，以誠相待講述自己參加革命前后的經歷。實際上，周恩來當時已得了癌癥，正在住院治療，但仍然這樣關心尊敬黨外老朋友，關心他人勝過關心自己，使朋友難以忘懷。

　　1979年1月，胡厥文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周叔弢應鄧小平的邀請，商談對外開放、吸收外資以及在經濟建設中如何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等問題。會后不久，他就寫了《關于怎樣調動工商業界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意見》，并在工商界中廣泛宣傳黨的政策。他領導中國民主建國會與全國工商聯密切配合，提出“堅定不移跟黨走，盡心竭力為四化”的行動綱領，努力為國家建設和改革開放獻計獻策。

　　胡厥文一生只蓄過兩次胡須：第一次是1931年日寇侵入中國后，為銘記國難，留了胡須，直到抗戰勝利；第二次就是周總理去世后，當他聽到噩耗，不禁為痛失人生第一知己吟詩三首以寄托哀思，詩中有“庸才我不死，俊杰爾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為國傷”之句。他留起胡須，以明其志，決心為實現周總理提出的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夙愿而貢獻自己的余熱。

　　孫起孟：值得信賴的摯友　　

　　孫起孟，著名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民主建國會和全國工商聯的卓越領導人。

　　早在1939年，孫起孟就向周恩來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周恩來鼓勵他服從革命需要，并以黨外布爾什維克相勉。后來雖經歷坎坷，但他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信念，對黨和人民事業的忠誠，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始終堅定不移、毫不動搖。作為中國共產黨值得信賴的摯友和諍友，他在共同的事業中同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建立了親密無間的關系。

　　1949年9月30日，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閉幕，全體代表到北京飯店舉行了近800人的盛大宴會以示慶祝。孫起孟情不自禁地喝了過量的酒，回到勤政殿辦公室已經有點醉了。他建議經常熬夜的齊燕銘去休息，自己來值班。當孫起孟料理好一些事情之后，已是10月1日凌晨。正在睡意繾綣之際，忽然聽得有人進屋的輕微聲響，他猛然抬頭一看，竟然是周恩來。這使得孫起孟感到十分惶愧不安!周恩來總是工作在前，休息在后，不眠之夜對他來說是常事，新政協的任何一件比較重要的工作，莫不凝聚著他的心血。孫起孟沒有想到在這時候，他還是精神抖擻地親臨總值班室來檢查工作、布置工作。周恩來不但沒有責備一副倦容的孫起孟，反而耐心細致地指導孫起孟怎樣把有關開國大典的幾個重要工作環節搞清楚，布置好。當他交代檢查完事情離開總值班室時，天已經開始發亮，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天。

　　1949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民建主要領導成員經過集體討論，由孫起孟執筆，起草了《加強內部團結和警惕，答告美帝好夢做不成》的聲明，發表在8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民建的聲明闡明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走新民主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聲明發表當天，毛澤東就致信黃炎培，稱贊“民建發言人對白皮書的聲明寫得極好，這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是極大的，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了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一個政黨必不可少的。”

　　1993年3月，在孫起孟的主持下，民建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在憲法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建議。這一建議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采納。八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寫進了憲法序言之中，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定了這一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