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叫馬步順，是建國時期的民建和工商聯兩會會員。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歷程中，用最堅定的行動，成為了支持“五一口號”的親歷者和實踐者。在今天紀念“五一口號”發布70周年之際，我想通過回憶我父親的一段歷史，講述建國時期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榮辱與共，肝膽相照的光輝歷史，讓我們不忘合作初心，激勵后代繼續努力奮斗。

　　據我父親在世時講授的史實，他是從一個貧困的農村孩子成長為一名企業家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從河北棗強高小畢業后，跟隨我爺爺逃荒來到北平。當時在北平的磁器口一帶聚集了很多經營小五金門店和手工作坊的河北人，主要從事螺釘，合頁類小五金產品的銷售活動。我父親具備高小文化基礎，又踏實肯干，經歷了3年的學徒工作之后，很快便在同行中脫穎而出。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他還做起了一些鋼鐵材料的生意。由于善于經營，幾年后他便成立了天益公公司，那時在磁器口和茶食胡同那一帶做得很有名氣。

　　那時的華北還處在日本憲兵的控制下，我父親的同學常金坡在棗強縣武工隊當政委。部隊被打散之后，他輾轉來到北平。了解了全部情況之后，我父親便安排常金坡當上了公司的管賬先生，并改名叫常青。此后，他們常常利用公司與日本高橋商社的關系做掩護，采購西山游擊隊極需的鋼板和鋼管，甚至還會用卡車為西山游擊隊兵工廠輸送武器材料。那個時候，游擊隊并無支付能力，而是用打白條的方式作為借款，承諾革命成功后予以償還。通過這些活動我父親接觸到了共產黨人，對他們有了初步的認識和了解。當然，那個時候他們也用同樣的方法支持過國民黨的抗戰活動。在與國民黨的交往中，我父親看到了國民黨的腐敗和欺詐，與中共廉潔奉公、深得民心的政治主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我的父親從此認定，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擔負起國家興亡的責任。因此，盡管常青的身份多次暴露，天益公被日本憲兵被多次查抄，但是有了組織的支持和日本友人的幫助，他每次都能化險為夷，機智地保護了常青，保住了聯絡站，勝利地完成向西山運送鋼材的任務。

　　抗戰結束后，進口鋼材的途徑被中斷，父親的企業急劇萎縮，于是他又重操舊業，經營起了五金行維持家人的生活。這時國民黨發動了不得人心的內戰，北平的民族企業窮困潦倒，百姓生活異常窘困。當時，盡快結束內戰，組成統一的民主的聯合政府，盡快恢復經濟擺脫苦難是人心所向。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的潮流和民眾的期盼，旗幟鮮明地發表了“五一口號”，發表了建立由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成立民族統一戰線和聯合政府，建設新中國的倡議。“五一口號”一發表立即得到了廣大民族企業者和工商業者的支持和擁護，我父親也是“五一口號”最堅定的支持者和擁護者。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俱興，民族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也在積極推進。據我父親講，當時我家住在崇文區河泊廠的一處四合院內，院子里大桑樹下的小石頭桌就是當時他們民建支部每次開會活動的地點。堅持和擁護“五一口號”，為新中國建設做貢獻是那個時代的最強音，對民族工商業者改造運動開展不久后，政府又推進了公私合營工作。當時，統戰部的領導代表政府拿著抗戰時期購買鋼材的白條來找他，要把這筆欠款歸還給天益公，并就公私合營的事情進行協商。我父親在經過了一個星期的考慮之后，作出了一個他人生中的最重要抉擇：就是把天益公捐獻給國家，把政府欠款的所有白條一筆勾銷；把三處房產捐獻給國家，只留下一處最小的四合院用于生活；自己加入國企，成為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政府倡議的公私合營，踐行了“五一口號”。

　　當然，我們的政府對這一代忠誠的合作者給與了很高的榮譽和照顧，我父親被安排到了首鋼特殊鋼廠當上了供銷科長，得以發揮他的技術特長。我記得小的時候他每天要騎著自己最喜愛的鳳頭自行車從崇文門到石景山，然后再去各個業務單位談工作。我們知道那時盡管很辛苦但也是他人生中最快樂幸福的時代。在他老年時代，每當聊起這些往事，都能處處感受到他們那一代兩會會員，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支持“五一口號”的情懷。

　　盡管這個故事是我父親老年時在輪椅上傳授給我的一段家史，但是我把它和國家的歷史結合起來看，更感到生動精彩。在此紀念“五一口號”發表70周年之際，歷史的使命感促使我決定還是把它寫出來告訴給大家，讓這個故事成為一朵小花奉獻給這個最值得紀念的日子。

　　“五一口號”的發表已經過去了七十年，在這波瀾壯闊的時代，撫今追昔，我們無怨無悔。 “五一口號”盡管誕生在國難時代，但是它順應了歷史，所以得民心，順民意，它同民族的命運相凝結，人民就擁護和支持他。相反，背離了它的時候，人民和歷史都不會答應的。今天，我們紀念“五一口號”發表七十周年，就是要繼承前輩的精神，堅持正確的立場，為國家和民族的發展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