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迎來改革開放的春風，我家很快就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甜頭：我們這些文革受沖擊的家庭得以落實政策，相繼返京，重新成為城市居民。1979年4月我也走出農村，回到城市開始新生活。回京后由于家庭情況，我沒有繼續曾中斷的學業，而是進入北京手表殼廠與其他回京的插隊知青一起成為臨時工。當年我才18歲，比這些知青都要小，但我并不因為年輕而有特殊待遇，與這些大哥哥一樣每天早上8點上班跟著廠子里的卡車去郊區拉水泥、搬磚……這樣的重體力勞動一干就干了八個月，雖然當時那么累，一天才掙幾毛錢，當時也覺得很滿足了。因為我知道自己從農民變回了城市居民，我知道生活一定會越來越好，所以干什么活，都充滿了干勁兒。

　　這一年年底有個機會，我被北京郵政局招收為正式工，成為了一名光榮的郵政職工。當年的郵政、鐵路、電力被稱為“鐵飯碗”，能成為郵政局的一名投遞員，我感到特別光榮特別自豪。經過培訓我很快走上了郵政工作崗位，穿上了綠色郵政制服，戴上大蓋帽好神氣，這對花季的少年來說，心里那種榮譽感溢于言表，也尤其珍惜這份榮譽、珍愛這份工作。我騎著綠色郵政自行車走在大街上，為千家萬戶送報、送信非常榮耀。當年的郵政職工非常受老百姓愛戴，不管走到哪里，趕上刮風下雨，都會有居民百姓問候你、關心你，那時的我特別開心快樂，很有成就感。做投遞員六年學到了不少知識，不僅為老百姓做投遞員該做的事，也干了許多遞延的服務，比如：幫助老百姓代買郵票、取退休費、代取包裹和處理“瞎信”（所謂的“瞎信”是當年因為改革開放，我們國家與外界有了聯系，從國外、港澳臺等地方郵寄來的尋親信件，但因為長期失去聯系，地址大多不準確。）下班后拿著過去的街道地名與新的地名對照找，不厭其煩的給“瞎信”找主人。對照地名找不到，就去派出所查底檔，再巡著底檔信息落實找到主人……仗著那時年輕熱情高，也不知道累，更沒有私心，只有一個信念就是幫著找收件人，那是兩岸親人聯絡的一條線，多找到一位收件人就可以少一個破碎的家庭……我用這種熱情，默默的做著投遞員本職之外的工作，卻從來沒有想過要額外的報酬。當年剛上班每月的工資23元，加上每天0.16元的外勤補助，每月也就25元左右。我就是這樣用實際行動為郵電綠爭光添彩，無悔于自己的良心。

　　隨著改革的深入，企業發展的要求，郵局要配備汽車。憑著自己的努力工作，我受到老師傅和領導的認可，1983年有幸被單位選出來參加司機培訓。當時是一邊抓緊時間高效做好投遞工作，另外一有空就趕緊學車。經過一年多的自學，終于多了一項技能考下了駕照，成為一名駕駛員。從此，我的人生又一次改變了。那時汽車不多，是人人羨慕的奢侈品，做個司機非常“牛”，尤其是郵政司機更牛，我們當時受“特權”保護，郵政車輛是不受交通標志、標線限制的，我們開著郵政車可以自由的進出黨政機關，那種感覺無法用語言形容。我也更是珍惜這份工作，不僅認真敬業還小心謹慎，從開上汽車至今我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故，也沒有被扣過分，是一名實打實的“零分司機”。

　　在當司機的時候有幸又接觸了攝影，再次改變我自己的命運。從喜歡攝影到現在的癡迷，攝影已經成為我除了吃飯以外更重要的事情。1987年中國攝影報創刊，當時攝影家協會委托永安路郵局負責報紙拉運工作，我當時正在永安路郵局做郵政司機，由我負責拉運，與攝影報接觸后我的工作熱情和責任心得到了當時攝影家協會書記陳淑芬女士的認可。從那時起我就承擔了攝影報的發行工作，工作中與老攝影家的接觸機會也增多了。天道酬勤，在付出的同時，也給自己創造了機會，從此使我走上了攝影之路。在陳淑芬老師的推薦下我結識了當年的攝影家協會主席呂厚民老師，陳老師讓我跟呂老師學習攝影，從此一有機會我就跟在老師后邊學習，逐漸對攝影有了感性認識；此后，我又參加了中國攝影函授學院第四期學習班學習，系統學習攝影理論知識，從不懂到懂，從不會到會，如今算來從事攝影已經整整三十一年了。1998年我光榮的加入了中國攝影家協會，同年又加入了中國新聞攝影學會，成為了攝影家。

　　通過攝影，我又接觸到了民主黨派。在這之前，我對黨派、對民建一點都不了解，經過幾年的會友經歷，與大家一起參加活動讓我對民建有了認知，更讓我產生了要加入民建的信念和愿望。經過努力，我終于在2005年加入了民建，成為了一名民建會員。

　　經過自己在本職崗位上努力的工作以及攝影技術的不斷磨練與提升，2002年，我有幸以隨團攝影師的身份隨國家郵政局去西南五省慰問。一個月的慰問，我走過了云、貴、川、藏和重慶，不僅記錄了祖國壯美的大好河山，內心更是生起對祖國的無限熱愛。

　　我有幸見證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國家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切實感受到改革開放的春風翻開我人生的全新一篇！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愿改革引領中國巨輪穿越難關險灘，駛向全面小康的全新發展境界。

　　（作者系民建市委文化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