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也是北京和平解放70年。1948年11月，遼沈戰役勝利結束，平津戰役即將開始。中央軍委同年11月18日給林(林彪)、羅(羅榮桓)、劉(劉亞樓)的電報中說：“傅作義經過彭澤湘及符定一和我們接洽起義，據稱傅起義大致已定。目前考慮者為起義時間、對付華北蔣軍及與我黨聯系等問題。現符定一已到石門，明后日即可見面。”

　　北平和平解放正式談判，先后進行了三次：

　　第一次談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當時平津戰役已經打響，北平正在被軍事包圍。傅作義派崔載之為代表同李炳泉(中共地下黨員)一起，帶電臺和報務員、譯電員到三河縣平津前線司令部所在地，與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進行了談判。雙方交換意見后，崔回平向傅報告，李攜電臺和報務員、譯電員留下，以便聯系。

　　第二次談判是在1949年1月6日至10日。當時傅部主力35軍被殲，平津戰役勝負大局已定。傅作義派周北峰、張東蓀到河北薊縣八里莊，同平津前線司令部領導人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和劉亞樓進行談判。這次談判有很大進展。我方提出了改編國民黨軍的方案，對傅起義人員一律不咎既往。雙方草簽了《會談紀要》。

　　第三次談判是同年1月14日至17日。14日上午人民解放軍向天津守敵發起總攻。當天傅作義派鄧寶珊、周北峰作為全權代表，到通縣西五里橋平津前線司令部，與林彪、聶榮臻、羅榮桓和劉亞樓進行談判。談判取得了成功，16日雙方簽署了《關于北平和平解決的初步協議》14條。19日雙方代表在城內華北"總部"聯誼處經磋商后，將協議正文增補為18條，附件4條，共22條。東北野戰軍參謀處長蘇靜與華北"總部"政工處長王克俊及崔載之，分別代表雙方在《關于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上簽字。

　　70年前——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在華北"剿總"機關及軍以上人員會議上，宣布了北平城內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發出了《關于全部守城部隊開出城外聽候改編的通告》。同時將《協議》諸點經國民黨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國發表。22日，傅作義在《關于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上簽字，并發表廣播講話。同時，城內國民黨守軍開始移到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改編，到31日全部移動完畢。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軍入城接管防務，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北平的和平解放是震動中外的偉大歷史事件。它勝利結束了平津戰役，達到了殲滅和改編華北國民黨軍52萬多人的預期目的，解放了華北地區；它創造的解放國民黨軍隊的"北平方式"成為后來解放湖南、四川、新疆、云南的范例； 它使馳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免于戰火完整地保存下來，為新中國的定都奠定了基礎。

　　在促進、迎接北平和平解放的日子里，民建老一輩會員留下了光輝的歷史印記。

　　傅華亭（1898—1954），山東巨野人。原名正舜。曾在馮玉祥部任軍需處處長、兵站總監。后任河南省財政廳廳長，陜西省企業公司總經理，天津市財政局、北平市財政局局長，北平唯一面粉廠總經理。1948年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建國后，歷任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民建北京市分會第三、四屆副主任委員和第五屆主任委員，北京市工商聯第一、二屆主任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副主任委員。

　　1949年1月16日下午，經傅作義將軍同意，“華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在北平市參議會大樓(中南海新華門對面)開會，到會的有平、津、冀、晉、綏、察、熱五省兩市參議會的代表，北平市總工會、商會、工業會、農會、婦女會、教育會，河北省商會、農會等民眾團體的代表，北平市社會知名人士何思源、呂復、康同璧等。傅華亭作為北平市的商會代表的參加。

　　大會作出決議，以“華北人民和平促進會”的名義發表通電，向全國呼吁和平，向解放軍與傅作義雙方呼吁舉行和平談判，以促成北平問題的和平解決。并分送到北平廣播電臺和北平市各報社。1月18日《華北日報》刊載“華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和談代表團 的名單：何海秋、呂復、馮蓮溪、劉鴻瑞、王喬年、馬振源、盧其然、張寶萬、何思源、康同璧、傅華亭。

　　浦潔修（1907年11月-2000年1月）民建北京市分會第六屆主任委員、民建北京市委第一、二、三、四、五屆主任委員、民建北京市委名譽主委。

　　1946年，浦潔修回到北平，在經濟部工業研究所從事搞科研工作。翌年春，浦潔修被邀任振北制革股份公司經理兼工程師。

　　這時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挑起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內戰，為組織北平婦女界進步力量投身革命活動，浦潔修與劉清揚、齊笑塵等老朋友一起，聯絡北平各界婦女，發起籌建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北平分會。并當選為常務理事，會址先設在她自己住的小院里，她們組織北平婦女界的進步力量積極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的民主運動。

　　1948年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包圍了北平城，為了保護民族工業，中共北平地下黨組織號召大家保護工廠，此時已任振北制革股份公司經理的浦潔修，利用自己合法身份，教育工人愛護機器，堅持生產，將公司的重要物資妥善保存，使振北制革股份公司解放后完好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

　　為了向全市人民宣傳革命必勝的道理，鼓勵各界市民堅持生產，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在齊笑塵部署下，《大公報》記者彭子岡起草了《告全市人民書》。浦潔修冒著生命危險，將號召各界堅持生產、迎接的解放《告全市人民書》送到《新民報》社印刷，并親自取回， 秘密散發，為迎接被北平和平解放做出了積極貢獻。

　　武步元( 1908年5月——1988年4月)歷任民建西城區工委會副主任，自1956年以后連任三屆民建北京市委委員，1984年任民建北京市常委級顧問，曾被民建中央特聘組織委員。連續五屆任西城區區政協委員、政協常委。1985年9月獲國務院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干部離休榮譽證》。

　　1948年解放的炮聲，震撼著東北大地，在沈陽經營藥店和銀行的武步元也和一些有錢人一樣加入南逃的人群。先從沈陽南下到北京，接全家暫時定居；然后準備繼續南下到上海，以備形勢緊急時遷居臺灣。

　　正值此時，在解放軍里當干部的親戚便裝來京到家，宣傳黨的政策。武步元早就聽說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后，把地主資本家全鎮壓了。中國共產黨真的會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嗎？ 會支持他繼續經商嗎？雖然將信將疑，但是看到他們滿懷信心，信誓旦旦。武步元還是做出了最后抉擇：留下來，建設新中國！1949年中華共和國成立前，武步元參加了中國民主建國會，以表示與黨共建新中國的決心。

　　武步元在沈陽經營的藥店的“天益堂”和“新生銀號”是沈陽同業的佼佼者，曾被上海同業人士請去傳播經驗。 解放后，為了響應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號召，武步元在北京又先后投資經營了3工1商，其中兩個規模較大：一是“大華窯業公司”（北京大華陶瓷廠的前身）；另一個是國光制藥廠，合營時已從建廠時的20幾個員工發展到500余員工，（經幾次合并已并到雙鶴藥業集團）。解放初，大華窯業公司的發展過程曾一度出現困難，武步元慷慨解囊，再度投資黃金400兩，以解燃眉之急。

　　1955年底，在全國掀起各行業公私合營高潮的初期， 武步元又一次的發揮骨干了作用，主動與藥業私方人員一起，積極創造條件，率先向政府提出公私合營的申請。1955年冬天，國光制藥廠先于其他行業順利實現了公司合營。

　　潘慶華（1927-2012)，曾任民建北京市委副主委。他曾說：“北京解放前夕，我正在華北國醫學院上學，中共地下黨的同志組織我們學習黨的方針政策，唱革命歌曲。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時，我是和同學們一起打著腰鼓，扭著秧歌去歡迎解放軍進城的。”

　　時間過去了70年，當時還有很多親歷者。作為對歷史的回顧，我們只是在過去的回憶中，找出只言片語，以表達對民建先賢的敬意。

　　（本文刊發于《北京民建》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