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交談。

　　應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邀請，為推動國共團結商談，1945年7月1日，黃炎培和冷遹、褚輔成、章伯鈞、左舜生、傅斯年6位國民參政員，由重慶飛赴延安訪問。中共中央領導人隆重地接待了他們，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30多人親臨機場歡迎，大家一一握手致意。當毛澤東和黃炎培握手時，毛澤東說：“我們20多年不見了！”黃炎培愕然，說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呀！毛澤東笑著說：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講中說到中國100個中學畢業生，升學的只有多少，失業的倒有多少。在那一大群聽眾之中就有一個毛澤東。黃炎培聽后，稱贊毛澤東記性真好。黃炎培和毛澤東就是這樣戲劇性地開始交往的。

　　在延安期間的7月4日下午，毛澤東專門邀請黃炎培和冷遹到他家里做客，與他們推心置腹地長談了一個下午。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么感想？黃炎培坦率地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繼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也有因為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于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驅使，強求發展，到干部人才漸漸竭蹶，艱于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復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個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個周期率的支配。”

　　聽了黃炎培一席肺腑之言，毛澤東高興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說：“這話是對的，只有把大政方針決之于公眾，個人功業欲才不會發生，只有把每個地方的事，公之每個地方的人，才能使得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打破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1949年2月，黃炎培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逃脫了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潛離上海經香港轉赴解放區。他于當年3月25日平安到達已經解放的北平，從此展開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頁。

　　黃炎培到達北平的當天下午，就和沈鈞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機場迎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進入北平。當天晚上，毛澤東就設宴與沈鈞儒、黃炎培等20多位民主人士會面歡敘。

　　隨后，毛澤東還幾次邀集黃炎培等民主建國會的領導人，商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民建的前途和革命分工問題，希望黃炎培多在民族工商業者中做工作，為解放上海出力。黃炎培隨即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通過廣播向上海人民致意，要求上海人民行動起來，迎接上海解放。

　　就在當時，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關于中國革命的“白皮書”。黃炎培立即撰寫了批駁的文章在《人民日報》和《展望》周刊上發表，并以民主建國會的名義發表聲明，予以駁斥。聲明發表的當天，毛澤東就親筆寫信給黃炎培說：“聲明寫得極好，這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教育作用當是極大的。民建的這一類文件（生動的積極的有原則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當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動性，而這種主動性是個政黨必不可少的。”黃炎培懷著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給毛澤東寫了回信,表達了他感激和興奮的心情，“希望主席時時指教”。

　　毛澤東接到黃炎培的復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書黃炎培，信中說：“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興。民建此次聲明，不但是對白皮書的，而且說清了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存在發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論，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動性，極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辦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種方式，看似緩慢，實則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辦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黃炎培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他全力以赴地努力開展工作，并且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經常把自己的思想認識和看法意見向毛澤東和盤托出。毛澤東十分重視黃炎培的誠摯諍言，對他的一些錯誤觀點，也能及時、耐心地予以幫助。